没人会怀疑仲马先生新作《戴先生》的成功。
喜剧院老板当即做出加演五十五场,一齐演出七十场的决定。
这场次安排,比《费城小姐》和《玛戈号上的苦役犯》还要轰动。
著名记者布里索在报纸上评价说:“也许卢梭主义者看完后,会觉得受到冒犯,但不妨碍它成为新近最优秀的讽刺喜剧,也许当什么时候我们将反基督的卢梭目为新上帝,那样才是对良知和秩序的不负责任。”
而欧坦主教塔列朗则喜形于色,他在小册子里热烈捧了菲利克斯的场:“我早就期盼着有人能扒下这位反宗教哲学家的画皮,谢天谢地,仲马做到了!”
法兰西文学院的首席弗洛尼安先生态度则是温和的赞许:“我看了这部剧,觉得反卢梭主义和卢梭主义间的界限似乎并不是那么明晰,相比这些争论,我更希望大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,你身上有没有戴先生的影子,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戴先生,戴先生没死,他就活在普世灵魂间。”
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,狂热的卢梭主义追随者,却并未对菲利克斯大加鞭挞,个中缘由应该是:菲利克斯对“戴先生”这个人物嘲讽太过辛辣,塑造太深入人心,以至于卢梭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办法,就是尽快和形形色色的“戴先生”切割开来。
“我能看懂这剧,仲马所针对的,其实是位‘伪卢梭主义者’,没错。真正的卢梭主义,就在<苦役犯>主角欧米尔.塔隆和他妻子露易丝身上,这应该就是仲马要告诉我们的。”激进危险的记者卡米拉.德穆兰对此评价道。
就算是让.保罗.马拉,对《戴先生》也持善意的态度,他有时还会对无套裤汉们开玩笑说,“我像托马斯.戴吗?”
当大伙儿说根本不像时,马拉就补充句,真正的卢梭主义者都要以戴先生为镜鉴,当然是反面的。
最重要的原因,便是菲利克斯私下地,将两部成功的剧作所得分成报酬,大概共有一万七千里弗尔,捐给了巴黎的“牛痘基金会”,用于贫苦儿童的疫苗接种,这让马拉对他颇为欣赏。
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杰缦.内克尔,即斯塔尔夫人,这部《戴先生》同时讽刺了英国和卢梭,她便单独给菲利克斯送了四千里弗尔的红包。
但不久斯塔尔夫人家庭的不幸传出:她的丈夫,即瑞典的斯塔尔伯爵,果然如塔列朗所预料的那般,出轨法兰西喜剧院里扮演《戴先生》里有钱寡妇的女演员,这个女演员已六十多岁了......
坚强的杰缦在沙龙里,对朱斯蒂娜、艾格尼丝和安德莱依娜流泪,她说要是丈夫的情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可人儿,她还能理解,但却是个年近古稀的老太婆,她不知道是丈夫有什么精神疾病,还是有意要对自己进行最惨烈的侮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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